针对这一问题，南方尤其是沿海城市开始对全民补碘进行反思，一家媒体甚至提出了惊人的“碘盐致病”一说。

    15年前，为应对中国7亿多人口缺碘的现实，国家公布《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》，要求除八个高碘省市外，其他省市食用盐均需强制加碘。事实上，高碘省市的盐业公司为了谋取加碘利润，也一律销售加碘盐。譬如，笔者所在的江苏省为高碘地区，但日常食用，也是加碘盐。

    按照卫生部的调查显示，浙江、辽宁、福建、上海四省市，已经存在着市民加碘过量的健康风险。这意味着可能存在着不容忽视的两大风险:一是当年缺碘的地区现在不仅不缺而且过量；二是当年属于高碘地区的8省市，经过15年的加碘“进补”，这些地方的市民可能出现严重的碘过量。

    中国营养学会的报告显示:中国人每天摄碘量达到了惊人的220-850微克，远远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划定的200微克/天的安全线。

    现实告诉我们，在一些地区，“碘盐治病”已经异化为“碘盐致病”。从“治”到“致”，凸显出这一执行了15年的公共政策的一些问题。

    任何公共政策都不可能一劳永逸，而必须与时俱进，紧跟时代脉搏，共振社会生态，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。

    以加碘盐而论，7亿民众缺碘，强制加碘当然是理性的政策选项。但是这种政策性的“进补”也要讲求辨证施治，强化全过程的望、闻、问、切，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随时监控，掌握各地民众的健康信息。即该补则补、当停则停，才能保证全民健康。在监管缺位，盐业公司牟取暴利的冲动下，原本并非一刀切的政策被异化为没有差别的覆盖，最终造成理性的公共善政恶质化。从“碘盐治病”到“碘盐致病”就是典型的标本。

    不仅碘盐政策，其他公共政策也莫不如此。譬如户口政策，出台之时，对于稳定社会秩序、强化社会治安发挥了巨大作用。斗转星移，在大市场、大流通的社会现实下，在2亿打工者冲破城乡围城边际的效应下，在身份证全国联网的信息平台下，现有的户口制度已经成为城乡二元结构的桎梏、城乡一体化的枷锁和公民社会蝶变的障碍。当代中国社会，往往被人们称作“转型期”，这样的社会特点也决定了既往的公共政策必须接受时代的检验，按照时代的要求进行更新，实现转型升级。

    因此，任何公共政策，不变的只是公共性、权利性和民生性的内涵；在外延和形式上，必须与时俱进，不可一劳永逸。尤其是像“全民加碘”这样的公共政策，必须从矫枉过正到固本清源。